1937年12月，王明、康生、陈云三位同志乘坐同一架飞机，从苏联返回了延安。康生，在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中，其角色与王明颇为相似，身为政治局委员，其地位显赫，声望颇高。在那段战火纷飞的1938年五六月份，马列学院课堂上，他为我们讲授了党的理论。他的授课方式条理清晰，每一句话都恰到好处，绝不重复，充满激情与感染力。他为我们授课时，提到了一位人物，饶漱石。他曾任新四军政委、华东局书记，享有“机关枪”的绰号。对于他，教师赞不绝口，特别强调他擅长从事地下工作。
康生
康生学识渊博，对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领域，几乎无所不晓。尤其对戏曲史的研究，他颇有心得。书法、篆刻，他皆能精通。他的书法、篆刻作品以及画作都颇具造诣，然而他却从不轻易示人。他重返故土，用四川话形容便是“很有眼色”。显然，他对中国文化了如指掌。在你面前展示你的才华与对高深文艺的见解，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因此，诸多领导人所创作的诗作，鲜有在《人民日报》上亮相。董老等人偶尔有所吟咏，仅能在小报的边缘角落偶见一二。
康生的学识渊博，一旦展露，常招致诸多麻烦。他精通的领域，有时甚至令人难以置信。京戏方面，他不仅了如指掌，还能亲自击打小鼓。小鼓，作为京戏乐队的指挥，我曾亲眼目睹康生挥舞指挥棒。记得1938年7月1日，正值延安首次庆祝建党十七周年，党校筹备了一场纪念大会，邀请马列学院的全体学员参加，并安排了中午和晚上的宴席。党校位于延安城东约十几二十里处，而马列学院则位于北门外大约七八里路的地方。我们一大早就出发，抵达后杀猪宰羊，尽情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午餐。中午的大会上，还迎来了几位美共的青年。康生担任大会主席，张闻天发表报告，晚上则上演了京戏《打渔杀家》。江青在剧中扮演女儿萧桂英，表演得相当出色。那时的江青风华绝代，大约二十七八岁的年纪。那时我便深知，江青不仅擅长电影表演，京戏技艺也颇高。阿甲在《打渔杀家》中饰演父亲萧恩。然而，后来江青却对阿甲进行了残酷的打压。彼时，江青尚未与毛氏结为连理，尚是党校的一名学子。康生，身为党校校长，力邀江青担纲出演萧桂英这一角色，而他本人则亲自执掌乐队指挥棒。1980年，我在广西参加一次会议时，邂逅了当时的党校同事，同时也是马列学院的同窗韩世富和李成铁。我询问他们，那天是否是康生在击鼓？他们肯定地回答，确实是康生。他们表示，康生为此准备了将近一个月，他们已经提前看过了相关内容。
康生一生勤勉，工作节奏紧凑，哪有闲暇去学习这些？他在上海担任地下党特科工作时，情况更是如此紧张。在苏联居住数年，或许阅读了更多关于中国的书籍，有机会在莫斯科研读中文古籍。然而，1938年他竟能敲打小鼓，这又是从何而来？这足以证明他的非凡智慧。在领导我们进行土地改革时，他还会向我们传授京剧知识。他询问我们是否了解“水袖功夫”的含义。他指出，判断一个演员的演技高低，只需观察其水袖的挥动即可。在旧社会，“水袖功夫”这一说法颇为流行，若某人被誉为“水袖功夫”，便意味着其技艺高超。我们这些年轻人对此一无所知。他耐心解释道，一个演员是否具备实力，只需看其水袖挥舞的次数。水袖并非易事，我们不可小觑，这种功夫能展现出演员的修养，尤其是青衣角色，尽管只是简单挥动几下，却能表现出人物的种种悲欢离合。因此，康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远不止皮毛，而是深厚且广博。在解读《西厢记》的过程中，他向我们指出：众人皆知王实甫所著《西厢记》，却鲜有人知董解元的版本更胜一筹，这是鲜为人知的秘密。他只需略加提示，便能流畅背诵一段，让我们品味优劣。他究竟是如何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如此深刻的理解呢？答案是他自学有成。他在苏联度过数年，在延安长期居住，勤奋好学。他聪慧过人，记忆力非凡。早在1924年和1925年，他就已在上海大学投身革命事业，哪有那么多闲暇来钻研这些学问，实在令人敬佩。
康生的字
康生的学问技艺堪称精湛，其中不乏高深莫测之技，即便是一般人倾尽毕生之力，也未必能望其项背。在上流社会，暗中均知晓他对齐白石并不钦佩，甚至特意刻制了一方闲章“鲁赤水”，用以与齐白石的作品形成鲜明对比，并常常加盖于自己的消闲画作之上。然而，这种看似高洁独到的趣味，实则不过是一层薄薄的伪装，目的在于博取名声。而他日夜梦想，企图从公私两个层面攫取珍贵文物的卑劣行径，实在令人瞠目结舌，心生畏惧。大约在1980年或1981年的夏日，我有幸获得了一张前往故宫某处秘密地点参观的门票。我如约前往，那处地方位于故宫东北部，一个相对较小的院落，显得颇为陈旧。整个下午，参观者寥寥无几，大约只有二三十人，由一位女专家负责讲解。这位女专家透露，今天我们所参观的，正是“四人帮”私吞的国家珍贵文物。“这成何体统！”
在康生的这一领域，我们所能窥见的不过是冰山一角。这里汇聚了真正的瑰宝：康生，他断然不会做出江青那样的荒唐之举。他所展示的藏书，乃是中国著名戏曲专家傅惜华的收藏，或许堪称全国之最。康生与同僚们将国家及民间积累的“帝、封、资”文化焚之一炬，而他却不惜动用国家权力，将他人的文化精华据为己有。提及此事，我竟感到难以启齿。康生，你究竟何等身份？
在康生所掠之物中，有一方工艺精湛的瓦砚，女专家指出，我国此类瓦砚现仅存数枚，且均已流失海外，在国内或许唯有康生所获之砚尚存。此外，还有半枚虎符，据女专家所述，此物系解放后于京郊出土，质地为玉，而通常虎符均为铜制，玉制虎符至今仅此一枚。由此可知，康生所求者均为独一无二或极为罕见之物。
康生的博学多识、知识渊博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可谓独步党史。相较之下，陈独秀对古学有所涉猎，却未能深入精通。瞿秋白虽略知一二，但对众多知识的掌握亦非全面精通。
他是个害人狂
他是个害人狂。
那是一九四八年，我依旧投身于土地改革的洪流之中。临近春节的前几日，我们抵达了黄河北岸，一座名叫阳信的小镇，它距离黄河仅有咫尺之遥。随后，我们来到了何家湾村，那里是渤海区党委的所在地。春节期间，考虑到不便下乡，我们便选择留在何家湾村。就在那时，一件事情发生了。康生向我们讲述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位同志如何重获自由的经过，情形阐述得十分明晰。这六十一位同志在出狱时，想必填写了相应的表格，并在报纸上登载了相关消息，完成了出狱手续的办理。然而，在“文革”期间，康生却将他们全部定性为“叛徒”。
在踏上山东土地改革征程之前，康生早已在山东逗留了一月有余。彼时，他负责领导渤海区党委的整党工作——在土地改革初期，这一环节通常位列首位。邓老虽不及康生那般狠辣，某些时候难以决断。于是，决定更换指挥，将康生推上前台。康生一到任，便放手行事，想如何处置便如何处置。康生在山东对两个区党委进行了彻底的清剿。景晓村，时任渤海区党委书记，年纪尚轻，约三十余岁，在当地享有极高的声望。康生不仅将他逐出领导岗位，还将渤海区行署主任一同拉下马。另一位则是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。我们抵达阳信不久，康生便将林浩从胶东召回何家湾，对他进行了批判，使其失去了领导地位。
我们对这两人的详细信息一无所知。然而，通过毛岸英，我们却能感知到一些端倪。我们四人挤在同一间小屋里，同睡一炕。包括我在内，于光远、史敬棠和毛岸英，我们四个人的身材都不小。毛岸英刚从苏联归来不久，言谈举止比较随意。当时我们称呼康生为“康老”。毛岸英提到，康老对林浩的处理方式过于粗暴。“粗暴”这两个词是我现在用来形容的，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表述。至于毛岸英是否也是这样用的，我现在已记不清楚了。他的意思就是觉得康老处理得太粗暴了。一个政治局委员，怎能如此对待他人呢？！
在“文革”时期，康生对人的迫害更是不言而喻。他拟定了一系列名单，涉及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及各民主党派的重要人物，使得这些人遭受了极大的苦难。提及一例，便以他的秘书凌云为鉴。在延安枣园社会部时期，凌云便担任了他的要职秘书，非同寻常的秘书，至关重要。自1947年至1948年，他赴山东任职，凌云亦作为整个工作团的秘书随行。他深信不疑，却将凌云拘捕。大约七八年前，我遇见凌云。我好奇地问，你在“文革”中遭受了十多年的囚禁，康生竟不知情？凌云答道，正是康生所为。我惊讶，追问，康生为何要抓你？他困惑地回应，我也不知道，于公于私，康生似乎都无此必要。凌云讲述了一个故事。建国初期，康生与夫人曹轶欧（我们称她为曹大姐）在济南因某些原因关系紧张，康生甚至患上了神经病。他将曹大姐接到家中，将好房让给她居住，以避免矛盾激化，影响康生的工作。当时，康生担任山东中央分局的书记。凌云表示，我不仅为其服务多年，还曾调解他们家庭矛盾，不知何故，我被送进秦城监狱也是他提出的。凌云并未详述。我追问，他为何要抓你？你并非资深党员，也是三八式，在党内地位不高（尽管后来你担任了安全部长）。对凌云的迫害让人难以理解。康生的迫害行为普遍，否则他不会永远被开除党籍。
他为何执意进行迫害？其动机又是什么？部分原因或许源自苏联的影响。然而，在中国，似乎只有不断迫害他人，才能确保自身的生存。因此，他一直沿用此策略，直至成功保住自己的地位。
这人头脑清醒，不糊涂。
此人的思维清晰无比，绝非糊涂之辈。在特定情境下，他能够倾听他人反映的实际情况，并且展现出宽容的态度。这正是我自身的写照。至于此事，凌云至今仍在，他可以从侧面为我作证。
1947年夏季，大约在六月或七月，我在晋西北参与土地改革，康生担任团长，而我则是其中一名团员，团员总数不过七八人。七月，康生在晋西北临县的郝家坡主持土地改革工作会议。大组长张邦英和张琴秋因不愿在酷暑中连续八天参加会议，便让我代替他们参会。在前往兴县郝家坡的途中，我已经从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工作人员那里了解了康生那里的情况。当晚，我便住在了他们所在的村庄。这个村庄里有吴玉章、王明等几位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，他们都是些年长者，需要特别关照，因此办公厅行政处在这里设立了办事处。尽管平时不常往来，但我们彼此都很熟悉，从1941年到1946年，都是老朋友，相互信任。他们告诉我，康生那里的情况非常特殊，各个机关的干部意见分歧很大。土改工作团声名远扬，众所周知。他们提到，到处都有吊打和挖掘地财的现象，尤其是挖掘祖坟的行为尤为严重。康生作为中央土改团的团长、政治局委员和长期的社会部长，无人敢得罪他。
在这里居住的不仅有后方工作委员会的成员，还有叶剑英、杨尚昆等人，这些情况他们都知道，而且他们也对此表示不满，但不敢发声，担心被扣上右倾的帽子。办公厅行政处的这几位工作人员建议我是否可以拜访吴老，并向康生反映情况。说实话，我也有些担心。我说，吴老年纪已高，这么晚可能已经休息了，七八点钟了，应该让他好好休息。我知道，吴玉章的话可能对康生没有影响，我去反映也未必能起到作用。
抵达郝家坡后，我便专心聆听。我确实是在聆听，关注晋绥分局举办的土改工作会议。会议要求各地汇报土改工作团的土改进展。尽管晋绥地区地域不广，经济相对薄弱，但地委数量却多达八个。与会者包括晋绥分局的书记李井泉，以及数位部长和几位参与试点的县委书记。此时，陈伯达已离场，未参与会议，原因在于刘少奇需前往西柏坡设立中央工委，途中将陈伯达一同带走。陈伯达亦带走了田家英，因此，他们的小组实际上已被撤销。而保德组的廖鲁言出席了会议，于光远亦在场。然而，由于于光远手指严重感染化脓，他正在兴县接受治疗，自始至终未能与会。因此，康生所带领的工作团仅剩下两人参与，而我则是作为旁听者。
此次会议，虽由李井泉领衔主持，实则康生幕后主导。那么，究竟发生了何种问题呢？即迎合贫困雇农的诉求。鉴于普遍的贫困现状，整个农村均陷入困顿，因此，我们只能在贫困中寻求方法，将本不应被剥夺的财产没收，以此来满足贫困雇农的需求。在康生的领导下，大会秉持其讲话的精神，着重强调群众动员与斗争的开展。投身斗地主之战，力求将地主彻底击败。康生更是援引了毛主席的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作为论据。
康生在晋西北做了什么？
第一，同意并推进“化形地主”理论。“所谓‘化形地主’，意指此类家庭虽看似家境贫寒，实则是在掩饰其过往的富裕。这种情形往往使得众多人对他人的家世背景进行深入挖掘，追溯至三代之前。若一个人的祖父曾是地主，即便到了第三代依旧保留着地主的身份，这样的地主便被称作‘破落地主’或‘化形地主’。”
第二，挖地查“地财”。乡村原本贫困，历经纷争，分得的东西寥寥无几，于是人们开始挖掘土地，传说中认为宝藏深埋地下，遍地寻宝。大多数朴实的农民，即便生活困苦，也不愿参与此类行为。在国人看来，这种行为有悖于良心。过去，我国有厚葬习俗，家境稍好的，家中可能会有银器、元宝等。然而，在晋西北地区，金器较为罕见。在临县，挖墓之风盛行。试点村庄中，许多地方都在进行盗墓活动。这种错误行为已无法控制，社会道德和良心受到严重破坏。这种事情，又有谁愿意去做呢？唯有那些道德沦丧的地痞流氓才会涉足其中。他们根本不遵循任何道德准则。
第三，郝家坡有人丧生。尤其是妇女们遭受了残酷的鞭打。只因她们被迫透露家中财物的藏匿之地。关于郝家坡的死亡人数，我听闻有二三人。他们因被迫交出银元和元宝，走投无路，最终选择了自尽。
康生在会上自然不会提及此类事宜，亦不会公然宣扬。然而，在所列名单中，除了吴南山确为“戴案”涉案人员、杨宏超系军统特务（其并未向军统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情报，纯属虚构以谋取私利，且很快便被揭露）之外，邓应贤与张志刚二人我并不熟悉，其余均属冤屈之案。
其报告的核心立场主要在于对成就的无条件认可，同时对“极右”倾向予以坚决抵制。他言道：“此次反奸斗争尚未画上句号，我们目前已从坦白运动的初期阶段过渡至甄别阶段。在坦白运动的进程中，我们成功击破特务势力，加强了自身实力，在思想上消除了被资产阶级思想同化的隐患，在组织层面上确保了内部纯洁性，并在反奸工作中开辟了新的路线与方法，取得了显著成就。若不持续开展这项工作，党将遭受巨大损失。对此若有任何疑虑，那无疑是极右倾的错误观点。”
他在谈及运动中的失误时指出：“部分同志倾向于以‘特务如麻’的主观臆断取代了群众性的正确判断，往往在怀疑某些人存在特务嫌疑时，缺乏应有的谨慎。他们仅凭一些可疑迹象，便断定对方必定是特务；一旦认定为特务，便在我区设想其背后存在庞大的组织网络；组织存在，必然伴随领导机构；领导机构存在，则必定有其下属组织。于是，对于任何被怀疑的对象，他们都急于逼迫其供出庞大的特务网络，强求其揭露众多特务关系，坚信不疑，不容许任何怀疑。若是如此——事实上确有此类现象——那就是错误的做法。若采取这种主观臆断的方法，必然会引发扩大化倾向，进而滋生逼供、刑讯等恶劣行为。”
他所说的这一切错误估计和错误作法、全部是他自己所为，他从来不曾提醒过人们“慎重”，然而他把责任轻飘飘地一股脑儿推到别人(这些人是谁也不知道)头上，与他丝毫无干。所以周兴对我说:“这种报告，唯有康生方能撰写，我们实难胜任。”
康生在“抢救运动”期间所提出的核心策略，便是所谓的“特务如麻”理论。为了验证其判断的准确性，不得不采取逼供信等极端手段。
剖析其手段：
一、精神折磨，刑讯。
对涉嫌者施加沉重的心理负担，随后对其肉体进行残酷折磨。1943年5月至6月，康生主持了一场会议，旨在制定《审讯条例》。与会者包括许建国、周兴、谭政文、周同、钱益民、李克农、汪金祥等。在讨论是否应允许使用刑讯逼供时，意见分歧激烈。一方主张在条例中明确允许使用刑讯，而另一方则坚决反对。康生因此情绪激动，宣称：“不使用刑讯，那还怎么审问？”有人提出依靠证据，但康生却强硬回应：“有了证据还用得着审问？”因此，在“抢救运动”期间，刑讯逼供现象普遍存在，手段包括殴打、辱骂、抓捕、拘禁、车轮战、疲劳战、模拟枪毙等，无所不用其极。被监禁者常被剥夺食物和睡眠，以此手段迫使审查对象进行虚假的交代和坦白。
二、挑拨离间，互相揭发。
“利用反革命分子开展锄奸工作，张克勤首开先河。”类似的案例，大小不一，不计其数。一旦获取口供，便视若珍宝，再以此逼迫更多人供出同伙，如此恶性循环，伤害了许多忠诚的同志，有的甚至被逼至死亡；同时，这也严重损害了同志间的感情，破坏了党内的团结！更甚者，诸多家庭也因此破裂。
三、审查档案，过度上纲。
通过对比干部在不同时期所写的自传（实为四种自传，但康生原话提及三种——注），即可发现诸多矛盾。有些干部为了避嫌，提前准备好大纲，即使反复书写一百遍也不会出错。他建议直接要求干部现场撰写自传，由于在家中的大纲在此处无法利用，这样一来便容易暴露出问题。他的目的在于挖掘这些“漏洞”，进而无限扩大问题，进行逼供。
四、布人诱敌。
康生在审干初期，便刻意挑选某些人，有意发表一些过激、错误的言论，甚至言辞带有反动色彩，以诱使他人的观点浮现，随后便紧抓不放，穷追不舍。
五、“坦白”荣耀，受优待。
相辅相成的是，康生对党的宽大政策进行了扭曲，营造了“特务荣耀”的氛围。若你不选择“坦白”，便会被拘禁，遭受种种虐待甚至酷刑。一旦选择“坦白”，即刻获得释放，享受优待，而胡编乱造的内容越多，所受优待也越加丰厚。因此，为了规避眼前的损失，众多人选择了“坦白”。
所引用的康生言论，他在枣园、杨家岭、保安处以及众多干部集会上屡次提及，其行为方式亦为当年亲历者所亲身体验。康生的这套做法导致无数优秀同志蒙受不实之冤，同时也误导了组织。尽管后来绝大多数冤案得以甄别平反，但在“反右”运动和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这些冤案却又被重新翻案，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后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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